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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天南地北支寧人】葛士忠:他鄉變故鄉 此生不愿往

日期:2018/06/29  來源:寧夏新聞網  字號:[ ]

  今年89歲的葛士忠雖已離開河南臨潁老家60多年,但鄉音未改。半個多世紀以來,他在寧夏工作生活、娶妻生子,一雙兒女也成為地地道道的銀川人。葛老說,扎根在寧夏,這里就是故鄉,再不想回去。

  19歲參加革命去剿匪,差點命喪土匪槍下。22歲,葛士忠成為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一個學校的校長,隨后進入縣委工作,不久選調到河南省統計局,幾個月后,因工作業績突出,被選調到國家統計局工作。在北京工作期間,他到中國人民大學讀本科。“從農村出來的窮孩子,成長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,只有不斷學習才能勝任工作,回報黨和國家。”葛士忠說。

  1961年,作為國家統計局第一批向西北選派的干部,葛士忠坐著火車來到寧夏。一路幾十個小時的火車,目光所及之處,從蔥綠到土黃,“越往西北走越荒涼。火車到了內蒙古,我就發現路兩邊耕地很少,到處荒漠禿山,沒有生氣。”葛老說,只要是祖國需要,讓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但寧夏的生活艱苦還是出乎大家的想象。

  寧夏風沙大、氣候干燥,城市街道灰頭土臉、人車稀少,衣食住行憑票,一家四口的日子過得苦巴巴。“苦就苦點,別人能克服,我也能堅持。”葛士忠說,我到寧夏不是為了享受生活,而是要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,把工作盡快開展起來。

  剛成立的寧夏,統計工作幾乎為零。葛士忠來到自治區統計局,帶領同事加班加點,經常跑到偏遠的農村、鄉鎮,一住就是幾個星期,只為拿到真實的數據。他對工作一絲不茍,從來不肯放過一個“問題”數據,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。一年里,他有兩三個月都在下鄉。他主導的幾次大的國家級統計調查工作,因調查細致、工作扎實,獲得過國家、自治區的表彰獎勵。

  在自治區統計局工作期間,葛士忠在北京的老領導不斷寫信讓他回去,“寧夏太艱苦,你跑那么遠干什么呢?”老領導在信中問他。“寧夏需要我,組織把我派到這兒,我就要扎下根來,好好工作。”葛士忠一再謝絕老領導的好意,執意留在寧夏。

  1971年,葛士忠被抽調到西湖農場的五七干校工作,一家人在那里度過了8年的艱苦歲月。愛人胡生花既要照顧一家人生活,還要參加農場勞動,割麥子、挖溝等體力活兒,她一樣沒落下。

  1979年,葛士忠被調到銀川市計劃經濟委員會工作。1980年,他成為新成立的銀川市統計局的副局長,直到離休,職務沒變。“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,對自己要求近乎苛刻,對家人也如此。”熟悉葛老的丁兆江說。葛老的愛人在1985年因企業倒閉下崗,一雙兒女也在2000年前后分別下崗,隨后輾轉打工。如今,兒子在一家燈具廠做庫管、安裝的工作,女兒繼續打零工生活。

  “兒女沒有埋怨過您嗎?”記者問。

  “有過,我告訴他們自己解決,我不能用自家事麻煩公家、麻煩組織。”葛老說。一旁坐的老伴眼眶一紅,悄悄用手拭去淚水,快步走出屋去。

  曾有老同事、老領導關心詢問他,家里有沒有困難需要幫忙,他只說一切很好,不肯透露半分家里的狀況。兒女們還是四處打工,他還是住著不到70平方米的舊房子,一家人的生活還是那么拮據。單位分房,他因錢湊不夠而錯失機會。直到后來,因為兒子急需房子,他才在分房臨結束時,在領導和同事的幫助下,買下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。對此,他一直心存感激。

  離休后,葛老是原單位每月第一個交黨費的老干部。每月67元,無論刮風下雨,他都堅持自己坐公交車來回去交黨費,單位組織的活動他第一個響應、積極參加。同事們看到老人年齡大了,腿腳不便,想派單位車接送他一下,葛老堅決不受。

  不沾公家便宜、不給人添麻煩是他一輩子的行為準則。黨費繳納證上密密麻麻的記錄,讓人為之動容。黨的十八大、十九大召開時,老人第一時間去書店買回學習資料,戴著老花鏡在家自學。“休息在家,學這些干啥?”有人曾不解地問。“作為黨員,這是必須的功課。”葛老說。

  幾天前,葛老又到原單位交上了5000元的黨費。“我年紀大了,不知道還能交多少次黨費。人這一輩子,能交幾個5000元黨費呢?我想用這種方式,再為黨、為國家發點光、盡份力。”葛士忠說。

  今年3月,葛士忠和老伴以重拍婚紗照的方式慶祝了50年金婚。今昔對比,老兩口感慨連連,這片土地傾注了他們的全部青春和熱愛。“在寧夏幾十年,我早已把這里當成我的家鄉。”葛士忠說。(記者  徐佳敏  實習生  劉 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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